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无锡申明亭和里社坛

2021

10/09

13:13

来源

无锡新传媒网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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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在无锡惠山古镇倪云林先生祠对面,有一面巨大的“清孝”照壁,信步转过照壁,人们会发现其后居然隐藏了一座四角翼然的古亭,上书“申明亭”三个大字,这“申明亭”是座什么亭?为何要隐藏在照壁之后?这一切还要从明代讲起。  

  中华民族自古崇尚“调处息讼”。《论语·颜渊》云,子曰:“听讼,吾犹人也。必也,使无讼乎!”反映了古人追求不发生诉讼案件的“无讼”追求。古代农耕社会,安土重迁,王权不下县,“无讼”往♂往依托于“乡治”。

  最集中反映古代乡治的历史遗存,就是一度ζ 遍布全国的“申明亭”。元末明初,社会动乱,江南一带乡村的有识之士为了及时“息颂调怨”“申明教化”,在乡间建造了一些四方亭子,中间竖一块榜板用以张贴布告、谕旨,正德《松江县志》即云:“申』明亭二十六,洪武二年建。”朱元璋建立明∮朝后吸收了这一良俗,《续文献通考》载,洪武五年(1372年)起“内外府州县及乡三里社皆立申明亭”“凡境内民人有犯者,书其过,明︽榜于亭上,使人心知惧而不敢为恶。”除了延续“宣谕读律”的“布告栏”功能之外,还增加了张◢贴违法者悔过书的“记恶”作用以及由乡间老人审理地方诉讼的“揭恶”功能。最关键的∏是,上级官员下乡时会在申明亭听取百姓声音,乡民可以在亭内向上官申述意见,或表明对时局的观点,这就是“申明”之义。

  申明亭制度充分反映了明太祖“明刑弼教”的法律思维,不仅延续了周代以来◣的礼法传统,更体现出一种“无法之法”的高超法律智慧,得到了明清两代政府的重视和保护。《明律·刑律·杂犯篇》规定:“凡拆毁申明亭房屋及毁坏板榜者,丈一百,流三千里。”清代,安徽有人用砖块砸申明亭匾额未遂,就被判杖九十,徒二年半。使得申明亭得到∏充分保护,自洪武一代就遍布天下,在各地留下了许多文化印记。比如,据明永乐《常州府志》记载,申明亭,洪武创设,府辖4县设133座,独无锡有62座,几占全府一半。对此,历代无锡县志均有相关记载№,如出西门行5里,有蛤蟆桥,桥西旧有申↙明亭,为乡人避雨栖息之所。《锡金乡土地理卐》中亦有“离城十里,四乡各有申明亭”的记载,像南门∑外下甸桥南、东门外东亭、北乡高桥下等处◇都有此遗址。  

  清康熙王抱承撰《开化乡志》载:“申明亭庵,在二十四都↑一图,南北去来大道中。”这里的“都、图”是南宋起㊣ 为赋役而设的行政单位,每十一户为一甲,十甲为一里,每里一图。表明雪浪申明亭位于开化乡中部交通要道附近的申明亭庵↓内,明代无锡诗人金闻《申明亭庵》一诗描Ψ 写了此处的幽静禅意:“乘胜寻游入翠微,森森竹柏护禅扉。”据乡志记载,申明亭庵曾是开化∞乡的里社坛。雪浪申明亭最初就建在这座里社坛内,直到清末民初时还保留⊙着,后因办学才被拆除。作为一个法治文化符号,申明亭一直流传至今,为无锡雪浪留下了“申明村”“申明亭北桥”“申明亭南①桥”等一◥系列地名。《开化乡志》就记载了一位明正统十二年(1447年)中举人、景泰二年(1451年)中进士的无锡人周清,言其为申明亭人。而雪浪申明亭与里♀社坛的合二为一,不仅能看出明代无锡人将天命与礼制⌒融合的运数观,也彰显出西周以来就扎根无锡乡里的“礼制源○于天命,遵礼就是敬德”的厚重传∩统。  

  当然,任何一个制度也都有其弊端,从雪浪申明亭建在里社坛内,而非像十里亭、驿亭〖那样建在驿道之上,也能看出,乡里既希望发挥申明亭的积极作用又惧怕上官到此★听取基层真声的矛盾心理。无巧不成书,惠山古镇申明亭隐藏于照壁之后,恰恰暗合了这一制度的晦义,反而为这座古ζ亭添上了几分意蕴和情趣。

  除了申明亭,明代为了促〖进地方基层治理,还设立了“里社坛”制度。在无锡碑刻陈列馆内,就藏有一块《无锡县里社碑》,落款为“大明ζ 嘉靖五年二月无锡县知县管嘉祯立石”,发现于无锡东郊东北塘地区,是馆藏中年代①较为久远的官文碑之一。无独有偶,近年来,在无锡西南蠡湖街道青祁村、东南鸿山街道后宅、城北山北街道惠龙桥等处,先后发现了与这块石碑内容、落款一模一样的“同款”古碑,说明旧时在无锡的东南西北均有里社坛♂的存在。

  其实,不独无锡,在江南各地,明代里社碑也并非稀罕之物,各地多有发掘,如苏州发现的※《长洲县九都二十图里社碑》、常州潞「城发现的《武进县永丰东社碑》等均是嘉靖五年所制,不过月份有所区别而已。这批明嘉靖五年批量生产】的“里社碑”里究竟蕴藏了什么故事,引人遐思。

  “里社”是中国传统的社会基层组织形式,早在周代既有之。《周礼·遂人》中“五家为邻,五邻为里”的记载告诉」我们,当时“里”以二十五家为单位组成。“社”则是祭祀土地神的神ω坛,《白虎通·社稷》有云:“封土立社,示有土尊。”秦汉以后,社祭、乡饮酒礼等周礼制度渐渐荒废,魏晋开始,社坛更逐步被土地庙这种民俗祭坛替代。后人遂以里社代指古代农村最基层的社会组■织结构,不再提其祭祀功能。

  到了宋元时期,随着人口基数的扩大,里、社的规模也随之扩充,社进一步由祭祀单位向实际的最基层组织转变,宋代文豪曾巩即有诗云:“马蹄路南村有社,里老邀神迎且送。”至元七年(1270年)颁布了立社法令,要求城市“坊”以下、农村“里”以下各设“社”,其中“县邑所属村疃,凡五十家立一社”。当时,各种人户均须入社,设社长监督社众,每社又设义仓和学◣校,社众之间、社与社之间在生产上要相互协助。这种类似当下基层社区自治互●助的模式,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生产力发展,被后世赞为“农桑之制”。

  明太祖朱元璋立国后,提倡将民间信仰纳入王朝统治体系,积极“送礼下乡”。一方面他承袭了元朝做法,另一█方面却又援引古制,通过在乡村设置“里社坛”来恢复里『社在祭祀、礼制等方面的作用,试图藉此正风气、约乡规,以期替代固有的封建迷信,在民众中推行信仰社会ㄨ伦理、遵守礼仪秩序的改造计划。《洪武礼制》即规定:“立坛一所,祀五▓土五谷之神,专为祈祷雨旸时若,五谷丰登。”这种做法,表面上看是明初“礼下庶人”“礼化为俗”思想的体现,实际上是统治者希望加强思想控制,进一步增强社区互助,从而巩固基层统治、实现休养生息。这从《无锡县里社碑》里提出的“读抑强扶弱之词、劝善惩恶,申明乡约、以敦风化,兴礼恤患、以厚风俗”等内容中可见一斑。

  《开化乡志》中记载开化里社坛时,特地提到:“今之观音堂即昔之里社坛。”巧合的是,无锡城北发现的里社碑也是在当地观音堂旧址里找到的。显示了明中叶以后就已出现了民间信仰占据上风,甚至把里社坛演变为神庙的社庙合一情形。其实,明初设立里社坛制度不久,就遭到了乡里的抵触和废弃,百姓依然愿意祭祀传统的神祗,如弘治《常熟县志·坛壝》载,弘治年间,当地遵依洪武╳礼制所立之里社坛便已“渐废”。在无锡惠山一带流传的民间传说中,就出现了距今五百年前(正是明朝初期)当地里社坛的社公企图将童男童女献祭给青毛狮,被村民用■泥偶替代的内容,从而形成了今天惠山泥人的代表阿福阿喜形象,影射了群众对朝廷“强行安排”祭祀信仰的不满。针对这一问题,嘉靖五年,朝廷下诏ㄨ重振里社坛,应天巡抚衙门遂要求江南各地村社镌刻石碑,辟地建坛。然而这种操纵百姓信仰的不接地气做法,由于缺乏群众基础,并没有取得什么效果。苏州文人顾雪亭《土风录》就指出,太仓各乡里◥社坛在嘉靖年间渐废。清代,各地也曾大力提倡这一制度,甚至还鼓励乡里设立“分坛”,然而据光绪江阴《杨舍堡城志稿》(今属张家港)载,杨舍城隍庙“旧系里社坛,明季里人公建”,到了清代已是“前ぷ明仅传有里社坛,今沿为故事”矣。可见,朝廷对类似无锡这种里社坛转变为观音堂、土地庙、城隍庙的情形,早已是“无可奈何花落去”了。  

  与申明亭取得一定的治理效果相比,明清设置里社坛制度,试图让庶民践行士大夫礼仪的ξ最终目的完全没有达成。不过,伴随这一制度所订立的一系列乡规民约,始终鼓励人们抑强扶弱、劝善惩恶,在教化百姓、治理地方上还是起到了一定的作用。尤其是里社碑ξ 所宣传的“立社学设教读以训童蒙;建社仓,积粟谷以备凶荒”等积极条款,对今天的社区治理、青少年教育、备战备荒等方面也仍有一定〇借鉴意义。(王辉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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